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 (1916-17 [1915-17])
及
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 新篇 (1933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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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学院出版 ( 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 托马斯·普兰克斯 (Tomas Plaenkers)
© 版权： 该文本受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院（SFI）联合版权保护。禁 止任何形式的翻印。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团队
心理分析师： 托马斯·普兰克斯博士 ( Tomas Plaenkers )（德国法兰克福） 约翰尼斯·霍尔德曼 ( Johannes Holdermann )（德国柏林）
翻译： 乌尔里克·安肯布朗克 ( Ulrike Ankenbrank )（德国慕尼黑） 李春秋（德国曼海姆、中国北京） 乌疆（德国柏林） 丁娜（德国慕尼黑）
刘伟（德国法兰克福、中国上海） 邱瑞晶（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
学术审阅： 朗宓榭教授博士( Prof. Dr. Michael Lackner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反馈： 我们欢迎您对此版汉语译文中难以理解之处提出建设性的评论及建议。请您将意见和建议邮 件发送至： post@sigmund-freud-institu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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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以下资助单位及个人：
大众基金会， Deutsch plus 项目（德国沃尔夫斯堡） 北京歌德学院
个人资助者： 维尔纳·波勒贝博士 ( Dr. Werner Bohleber ) 古德伦·博格雷夫博士 ( Dr. Gudrun Borggreve ) 亨德里克·博格雷夫 ( Hendrik Borggreve ) 马蒂亚斯·埃尔泽博士教授 ( Prof. Dr. Matthias Elzer ) 乌利希·厄特尔 ( Ulrich Ertel )
阿尔夫·格拉赫博士 ( PD Dr. Alf Gerlach ) 布里塔·赫伯勒博士 ( Dr. Britta Heberle ) 汉纳斯·雅各比 ( Hannes Jacobi ) 克劳斯·科赫尔博士 ( Dr. Klaus Kocher )
汉斯·克里普纳博士 ( PD Dr. Hans Krippner ) 安妮·莱姆布克博士 ( Dr. Anne Laimböck ) 玛丽安娜·卢金格-波勒贝教授 ( Prof. Dr. Marianne Leuzinger-Bohleber ) 胡戈·穆勒-沃格博士 ( Dr. Hugo Müller-Vogg ) 汉斯-约阿希姆·奥托博士 ( Dr. Hans-Joachim Otto ) 维尔纳·埃伯哈德·萨姆埃尔 ( Werner Eberhard Samuel ) 赫尔嘉·穆勒-施利普 ( Helga Müller-Schliepe ) 大卫·萨夫博士 ( Dr. David Scharff )
约阿希姆·舒尔博士 ( Dr. Joachim Schue ) 埃里希·斯特罗迈尔 ( Erich Stromeyer ) 厄恩斯特·威尔特克博士 ( Dr. Ernst Welteke ) 哈拉尔德·奥斯卡·维特博士 ( Dr. Harald Oscar Witte )
封面： 莱奥妮·普兰克斯 (Leonie Plä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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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汉译项目目录
前言 哈里耶特·沃尔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
前言 童俊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研究组组长）
前言 托马斯·普兰克斯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 FCTP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
前言 [1917] 第一部分：失误（1916 [1915]）
第一讲：序言
第二讲：失误
第三讲：失误（续篇）
第四讲：失误（末篇）
第二部分：梦
第五讲：困难与初探 第六讲：阐释的前提和技术
第七讲：梦的显意内容和潜隐梦念
第八讲：儿童的梦
第九讲：梦的审查
第十讲：梦中的象征
第十一讲：梦的工作
第十二讲：梦的例子分析
第十三讲：梦的原始特征和幼稚性
第十四讲：愿望的实现
第十五讲：疑问与批评
第三部分：通用神经症理论
第十六讲：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第十七讲：症状的意义
第十八讲：对创伤的固着、无意识 第十九讲：阻抗与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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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人类的性生活
第二十一讲：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的组织
第二十二讲：发展与退行的观点 病原学
第二十三讲：症状形成的途径
第二十四讲：常见的神经质
第二十五讲：焦虑
第二十六讲：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第二十七讲：移情
第二十八讲：分析疗法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精神分析引论讲座 新篇
序言
第二十九讲：梦的理论的修订
第三十讲：梦与神秘学
第三十一讲：心理人格的剖析
第三十二讲：焦虑与驱力生活
第三十三讲: 女性气质
第三十四讲：启示、应用、展望
第三十五讲：论一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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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哈里耶特·沃尔夫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邀请诸位共同迎接一份历史性文献的到来，也迎接随之而来的国 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 ）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融合。弗洛伊德讲座的线上中文译本，为中国 不断壮大的精神分析群体在 IPA 网站上提供了一个正式的位置，提供了直接参与我们这份学 术遗产的渠道。 2016年， IPA 主席斯蒂法诺·鲍罗尼尼及 IPA 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托马斯·普兰克斯关于 线上出版“弗洛伊德汉译项目”（ FCTP ）的请求。我也加入了斯蒂法诺及其执行委员会的 行列，热烈支持托马斯的这一项目：这是在促进与亚太地区的友好联系和思想交流，尤其是 在鼓励中国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浓厚兴趣。我很高兴能对这一项目的实现做些评论。 位于法兰克福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院，在为弗洛伊德汉译项目付出了数年的艰苦 工作之后，托马斯和他的团队终于为精神分析的一部核心作品，即弗洛伊德讲座，完成了第 一版德中译本。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过去曾多次由英语译入汉语。而如今这份文档则是第一次 由德语原文译入汉语的译本。现在， FCTP 项目的汉语译本，以及包含弗洛伊德主要概念的 词汇列表，已经收录到了 IPA 的精神分析术语词库（ Thesaurus of Psychoanalytic Terms ） 之中。
要将一部作品译入一门语言，而这门语言使用的是语素文字系统而非西方的字母，况且 还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过程中要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迭戈·布斯奥尔（2015 1 ）在描述这个问题时引用了托马斯的话：“如今，汉语中存在 着对‘ Unbewusstes ’这一概念的多种翻译，并且这些翻译遭到了不加选择地使用（普兰克 斯2013 2 ），但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有时译为‘无意识’，与有意识相对；最好的情况 是译作潜意识或下意识，两者都是‘ Unterbewusstsein ’的意思）。”（出处同上，第 420 页） 托马斯（普兰克斯 2013）继续描述其中的困难如下：“弗洛伊德文本在权威的学界讨 论中打下的基础（比如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朔尔斯克 1982 3 ]，以及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及爱 德华时代的英格兰曾有过的讨论），这在中国是没有的，而正是由于缺少互文性，使得每一 次将弗洛伊德译入汉语的尝试，都成为了一场孤独的行动。对于外语名称和概念的翻译，这 里也没有统一的规则。单是张京媛（1989，第 38 页 4 ）一人就找到了弗洛伊德名字的 10 种 不同译法！除此之外，过去汉语中缺漏的专业概念，往往是通过借鉴日语译法来填补的” （第19页）。
IPA 非常感激托马斯·普兰克斯以及 FCTP 的参与者们完成了这些基础性的译文，也感 谢中国同僚们的衷心支持。
1 布斯奥尔，迭戈（2015）：在香港、中国大陆及台湾影响精神分析理解和使用的因素，刊于《美国精神分析协会 杂志》，63（3）期，411-435 页。 https://doi.org/10.1177/0003065115590419 2 普兰克斯，托马斯（2013）：弗洛伊德的东行：汉语翻译弗洛伊德作品的方方面面，刊于《国际精神分析杂 志》，94（5）期，993-1017。 https://doi.org/10.1111/1745-8315.12058 3 朔尔斯克，卡尔·埃米尔（1982）：《世纪末的维也纳》。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 4 张京媛（198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现代中国文学，1919-1949，博士论文，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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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内部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基于 IPA 在亚洲的深厚根基。建设好一个区域不仅需要 IPA 领导层的支持与关照，而且还需要那些了解亚太地区及其文化的 IPA 成员们积极参与。这份 热情和多年来对 FCTP 项目的深入耕耘，就是对这种参与的一份证明。
托马斯邀请同僚们对现有译文展开评论，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参与。这是朝着真正国际 化的 IPA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整体也将从中获益。
哈里耶特·沃尔夫博士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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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童俊 IPA 中国学组 首任主席
诚如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FCTP)” 前言所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翻译 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已经有 110 年的历史，其中因为战争和后来的意识形态问题中止了很 长一段时间。但是在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翻译弗洛伊德及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 析著作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在中国，本项目涉及的“弗洛伊德演讲集”也早就从英文 翻译成中文。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著作是用德语写就，但是，在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FCTP)” 之前，中文版大都是从英文，少数从法文翻译而成。甚至，我们正在翻译的由德国人写成的 精神分析《乌尔姆教科书》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作者们 5 自己写成的英文版）。经过二手 语言或二手翻译出来的内容在保持原作者的本意上也常常遭受质疑。 本文涉及的 “弗洛伊德演讲集”确实是第一个在德语精神分析师、汉学家及中文母语 译者的通力协作之下诞生的从德语翻译成中文的译本。 将弗洛伊德作品译成中文，这一尝试的出发点是此项目负责人普兰克斯博士（Tomas Plaenkers) 从阿尔夫·格拉赫（Alf Gerlach）博士在上海开设的中德精神分析培训课程 （中德班）（西蒙等人 2011）中获得的经验，普兰克斯博士作为讲师参与了这项课程很多 年。在普兰克斯博士领导的这个试点项目中，选用了弗洛伊德在 1915-1916 和 1916-1917 这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大学为来自所有院系的听众举办的讲座的原始文本，即“精神分析 引论讲座”，也就是英文 学习版 从 作品集 中采纳的那些文本——但不包括编纂内容。 项目主管人介绍弗洛伊德讲座的德语原文有两个版本：一版收录在“ 作品集 ”中，另一 版在“ 弗洛伊德学习版 ”中。德语“ 学习版 ”包含着详细的评论部分，这些评论出现在每部 作品的编辑引言、脚注以及基于英语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的索引 中。在德语区， 学习版 代表了目前最高的编辑水平。 为了恰当地将德语译为中文，普兰克斯博士组织了中文母语译者、德语精神分析师以及 德国汉学家，并促成了三方的通力合作。 这个团队逐章翻译、修改，既要忠实于弗洛伊德的原文原意，又要流畅顺利易于阅读。 这个过程需要译者、分析师、汉学家以及审校人员们不断地沟通交流，可以想像有多少困难 需要克服，多少精力需要专注地投入。我想这部重要的《弗洛伊德演讲集》的中文译本将带 着巨大的能量和浓浓的爱意滋养中国的读者。 正如普兰克斯博士在前言中所介绍的，在中国，第一波受精神分析浪潮影响的主要是文 人，比如著名的大学者章士钊，他是中国最早翻译弗洛伊德的译者之一，他于 1930 年将弗 洛伊德的自传从德语译成了中文。在中国的精神医学领域也早在 1950 代至文革前，就有北 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钟友斌医师挑战被前苏联精神病学所主导的 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他对神经衰弱进行研究，写出了《神经衰弱对心因的否认》的论文，提 出了心理因素对心理疾病的影响。并开始了用自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神经症等心理疾病的治 疗和探讨（见百度）。钟友斌医师的同时代人，工作于同一家医院的在中国精神医学界更加 著名的许又新教授也在同一时期探讨弗洛伊德的理论，大力提倡心理治疗治疗精神疾病。许 教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改革开放后他的主要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写就的《神经症》一书影响 了中国在 1980 代-1990 年代成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的一批人，我自己就是被他的《神 经症》（1993）一书中，运用弗洛伊德理论理解神经症症状的魅力所吸引而走进精神分析的 大门的。所以，我在这儿与翻译者稍有不同的是，精神分析的影响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渗
5 作者为赫尔姆特·托马（ Helmut Thomä ）和霍斯特·凯希勒（ Horst Käche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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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了精神治疗领域。但可以说大张旗鼓地进入到精神治疗领域如译者所言只有四十年的时 间。 但整体来说，我非常同意普兰克斯博士对于精神分析文献在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的 观点。 无论是翻译者还是临床实践者，都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所有的翻译作品 也都不是与精神分析师们合作完成的，因而对精神分析核心概念的那些中文翻译在内容上是 否恰当的质疑也从来没有间断。比如，我最早收进书柜里的弗洛伊德全集中文版是由车文博 教授主编， 长春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这套厚厚的五卷本 主要依据奥地利出版的 《弗洛伊德全集》（G.S. 12卷，维也纳版 1924--1934），同时还参阅了伦敦霍格思出版 社 （1953-1974）英国和德国的《弗洛伊德全集》（G.W.,18卷，伦敦版；1940.法兰克福 版 1960），英国的《弗洛伊德论文集（C.P,伦敦版，1924-1950），美国的版本以及其他版 本。还把英文版中有关弗洛伊德重要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和注释一并译出。 也要求翻译做到 “信达雅” 原则：即在翻译论著时既要坚持忠实原文，通达流畅，又力 争雅正规范，优美不俗。 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参考书很丰富，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高，翻译者也汇集了当时心理 学界的一批最优秀的人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师。甚至主编车文博教 授在前言里对弗洛伊德提出了包含如下观点的批判： 1、潜意识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核心和根本动力... 2. 忽视人的理智价值极力鼓吹泛性论... 对这两点的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弗洛伊德及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后来的中国精神分 析学者们也因此质疑译者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了精神分析。 由于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FCTP）” 有汉学家加入，他们对译文质量的要求十分明 确；一方面要让人们能够辨认出与原文本的关联，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汉语中的语言、书写、 及阅读文化所提出的要求。这样的严谨来自于译者们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第三方来 使用，以确保精神分析阐释的客观性”。 我感叹译者们的严谨认真，也对这部译作的质量充满信心和期待，特别是看到译者举出 的弗洛伊德理论中两个重要的概念“本我”和“移情”的翻译时，我内心莞尔。 译者们将翻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引论讲座” 以及这些讲座“ 新篇 ”—— 这部处于中心位置且适于入门的作品，当成一个试点项目，并在纸质版本出版前在 IPA 网站 上刊出两年，以便讨论、修改，希望与之相关的问题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得到一个 “good enough”的汉译本；同时，也呈现给精神分析界一种学术思路，即是弗洛伊德思想 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以及需要经受文化多元化的洗礼。 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翻译态度和做法在精神分析被引进中国的一百多年中，前无古 人。我也从翻译项目主管人的前言中看到了那么多的个人和机构的贡献，我作为一个中国的 精神分析师对此满怀感激和敬意，并期待这个试点项目能随后使更多的弗洛伊德著作以这样 的态度被翻译出版成中文，或是世界上的其他种语言。 在本文的最后，我回到前面提及的中德精神分析培训课程（中德班），正是有了诸如中 德班，中挪班（来自挪威的精神分析师为主要教员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中英班（来自英 国的精神分析师为主要教员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中美班（来自美国的精神分析师为主要 教员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等精品课程，精神分析在中国得以发展。 其中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给予了中国强有力的支持。IPA 中国委员会（IPA CC） 成立于2007年，第一任主席为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2013年起第二任主 席为斯维尔·瓦文（Sverre Varvin）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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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一批候选人培训（北京）9 人，如今其中 5 人已经成为 IPA 直接会员； 2011 年第二批候选人培训（上海）9 人，其中已有 3 人成为了 IPA 直接会员； 另外有一人在美国受训，成为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和IPA 双重会员； 2017 年第三批候选人培训（北京、上海、武汉）20 人；第三批候选人中有一人去英国 受训已经在 2021 年 12 月成为 IPA 直接会员。
目前，中国一共有 10 名认证的 IPA 会员，其中两人目前旅居国外。 第四批已经有 12 位候选人通过遴选，因为疫情培训尚未开始。
2021年7月28日，在温哥华举办的IPA 第52届国际大会上（网络会议），IPA中国 学组宣告成立。IPA中国学组注册地：武汉，为境外非政府组织（NGO）。 2021年12月11 日，ING 遴选的赞助人委员会（Sponsor Committee）的两位专家南希·古德曼（Nancy Goodman）、薇薇安·埃尔顿（Vivienne Elton）与7位IPA中国学组委员召开了第一次学 组联合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的发展由此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从 2008 年开始的第一个候选人培训项目至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通过会长查尔 斯·汉莱教授（Prof. Dr. Charles Hanly）、斯特凡诺·波洛里尼教授（Prof. Dr. Stefano Bolognini）、维吉妮娅·昂加尔博士（Dr. Virginia Ungar）以及哈丽特·沃尔 夫博士 （Dr. Harriet Wolfe），也通过副会长亚历珊德拉·比林赫斯特（Alexandra Billinghurst）、塞尔吉奥·尼克（Sergio Nick）、阿德里娜·普伦格勒（Adrina Prengler）领导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 IPA 国际新团体委员会（ING）的三任主席玛利亚·特蕾莎·胡克（Maria Teresa Hooke）、克劳迪奥·拉克斯·埃兹里克（Cláudio Laks Eizirik）和亚瑟·莱昂诺夫 （Arthur Leonoff）更是直接的指导者。 另外，特蕾莎·袁（Dr. Teresa Yuan）虽然不是ING 和CC成员，但从1990年代末开 始，就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精神分析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是第一位带着 IPA 主 席签字的推荐信来到中国大陆的精神分析师。 自2018年起，IPA 开始了IPA亚太区分支的发展筹备，当时正处于筹备中的IPA中国 学组也积极地参入其中，至今参与了二次亚太区的学术会议，在亚太区的女性分会上，中国 的分析师和候选人一直都是一股活跃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想要表达的是从 110 年前开始的弗洛伊德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开始，尽管 道路曲折，翻译也不尽人意，但是基于精神分析的强大生命力，由弗洛伊德所创立的 IPA 也 开始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有了她的分支学术机构。为此，我要感谢为精神分 析传播做出贡献的所有前辈翻译和现在的翻译们。
童俊博士 IPA 中国学组 首任主席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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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托马斯·普兰克斯（弗洛伊德汉译项目——FCTP）
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思想带到中国——这既是指将他的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 也指将其译成汉语，而这样的尝试已经陆陆续续开展了 110 年，它根植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 程之中，也囊括了国际精神分析团体及其多语种发展的历史。弗洛伊德中文译本自然应当服务 于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推广，但与 100 年前在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是（比较施泰纳 1987、1988）， 弗洛伊德作品的译本在这里只是一块砖石——即使是相当重要的一块，它也只是在中国建起精 神分析大厦的一块砖石而已。 诸位在这里看到的这版中文译本，是第一个在德语精神分析师、汉学家及中文母语译者的 通力协作之下诞生的中文译本。在此之前，已有诸多弗洛伊德讲座的中文翻译面世，它们都是 从英语译出的二级译本，那些译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是否恰当也没有经过检验，因而我们 更要强调，这一版译文是经过专业上和语言上的检验而得出的成果。确切地说，如今诞生的这 版翻译是法兰克福（德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院的“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 ”（ Freud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缩写为 FCTP ）得出的成果。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 FCTP ）
将弗洛伊德作品译成中文，这一尝试的出发点是我从阿尔夫·格拉赫（ Alf Gerlach ）在上 海开设的中德精神治疗课程（中德班）（西蒙等人 2011）中获得的经验，我本人作为讲师参与 了这项课程好几年。在此过程中，我很快就发现，虽然已有一系列的弗洛伊德译本在中国面世， 但它们几乎都是从英语译出的版本。开展这一试点项目的想法便由此产生，目的就是根据德语 原文译出的弗洛伊德讲座来探究翻译中的问题，并为接下来的弗洛伊德著作翻译设定一个标准。 在德语区，这一系列讲座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作品集” 6 中的版本，这是一个简洁的阅读版 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另一个是“学习版” 7 ，该版翻译采用了英语“标准版”中的编纂内 容。第三个版本是出现在 2015 年起由克利斯菲德·图戈尔（ Christfried Tögel ）主持的“西格 蒙德·弗洛伊德完全版” 8 中，该版本包含了弗洛伊德本人确定要出版的所有文稿——也包括 他研究精神分析之前的作品。这三个版本都不是具有历史性、批评性的版本；如果要编辑一个 这样的版本，就需要为弗洛伊德的所有文本都配上有关其诞生过程的文件，配上具有文本批判 性质的评论以及阐释。目前，一个与之相关的项目正在克里斯汀·迪尔克斯（ Christine Diercks ）的领导下在维也纳开展。 在我们的试点项目中，我们决定选用弗洛伊德讲座的原始文本，也就是 学习版 从 作品集 中 采纳的那些文本——但不包括编纂内容 9 。项目过程中，我们唯一关注的就是，如何恰当地将 德语译为中文，我们将精力都集中在中文母语译者与德语精神分析师及汉学家的合作上。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品集》，费舍尔出版社，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全 17 册，另 1 册索引、1 册 增补。1952 年首次出版。费舍尔出版社于 1960 年从伦敦的流亡出版社“象出版公司”处获得版权。最 初的 17 册没有评论部分，不含指导、评论及脚注。 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学习版》，10册，由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安吉拉·理查兹、詹姆斯·斯特 雷奇出版，另 1 册增补（由伊尔泽·格鲁布里奇-西米蒂斯出版），1 册索引，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费舍尔出版社）（1969 年-1979 年）。 8 弗洛伊德（201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完全版》，由克利斯菲德·图戈尔出版，全23册。德 国吉森（心理社会出版社）。 9 我们也没有采用学习版中的参阅注释，包括对诞生年份、弗洛伊德作品的其它版本、学习版内部文本 的参阅，以及对源文本的微小改动。这些注释一般出现在页面底端的方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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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在计划之内，但我们摸索出了一系列的翻译步骤，这就像是在德国的学校里学习 翻译拉丁语文本一样：首先尽可能按照字面意思翻译，第二步再修整译文，使之变为通顺流畅 的德语。同样地，我们在第一版翻译中逐字逐句地将弗洛伊德的原文译成了汉语，而这个版本 需要进一步修改，才能呈现出一个易于阅读的译本。这两个步骤都要耗费大量的工作，需要译 者 5 、分析师、汉学家以及审校人员们不断地沟通交流。生成译文，以及在参与者间构建有效 的沟通，这就组成了这一项目的两大工作部分。 起初，我们尝试着与一家中国出版社合作翻译弗洛伊德的 讲座 。这家出版社委托了一位经 验丰富的日耳曼文学学者进行翻译，并将译文交送给我们由精神分析师、汉学家及中文母语者 组成的德国审校团队。可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得不确认，这份翻译样稿需要大 量修改，于是我们的德国翻译团队决定亲自接手翻译的工作。这一决定导致我们的项目在时间 上大幅度延迟，因为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其它耗费时间的因素还有资金筹备以及一个事实— —所有的翻译和审校步骤差不多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因为有限的资金使我们无法要求更多。 因此，我们的翻译项目也和现在所有的弗洛伊德翻译项目一样，需要巨大的时间框架（比较穆 萨雷克 2006；索尔姆斯 2018）。 “精神分析引论讲座”是弗洛伊德在 1915/16 和 1916/17 这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大学为 来自所有院系的听众举办的。我引用 学习版 中关于这些讲座的编辑引言如下： “这里出版的一系列讲座有理由被视作对弗洛伊德教学见解的记录，以及对精神分 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处境的体现。”（弗洛伊德 1916-17，第 36 页） 对于这点，弗洛伊德在 新篇 的前言中写道： “前一半讲座是即兴发表，并在讲演后随即记录下来的，后一半是我在夏天逗留萨 尔茨堡期间起草的，并在随后的那个冬天里按照原稿逐句逐字进行了演说。”（弗洛伊德 1932，第 449 页） 弗洛伊德将 新篇 中的讲座视作是“延伸与补充”（出处同上），因此，这些讲座的编号也延 续了第一部分真正举办了的那些讲座。在内容上， 学习版 中的 讲座 文本是 作品集 中 讲座 的再版， 而 作品集 中的讲座又是以 著作集 中的讲座为基础的——那是弗洛伊德生前出版的最后一个版本。 所以， 学习版 中刊印的讲座就是原始文本，但它附上了编纂内容，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引言、 注解、书目及索引。 学习版 的编纂部分主要来源于英语 标准版 。与弗洛伊德的文本不同，编纂 部分的版权仍属于费舍尔出版社（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因此，我们的中文译本仅限于弗 洛伊德的文本，并希望能在未来获得编纂部分的版权，从而补充我们当前的译文。 译制历程 如今，将精神分析作品译介到中国的传统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的翻译也属其列。 在清朝临近终结的 1911 年和孙逸仙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的 1912 年，第一本受精神分析启发的出 版物在中国面世了：钱智修 6 于 1912 年翻译了一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的心理解剖”的文 章，并以“罗斯福之心理解剖”为题发表在了《 东方杂志 》上（张东书[音]1993）。 封建制度的终结使中国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产生了盎然的兴趣，比如对达尔文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就是这样，对精神分析亦是如此（章士钊 1989），而翻译活动也随之深入 10 。 然而，人们对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兴趣是选择性的，这种兴趣并没有带来人
10 关于精神分析在中国得到理解和接受的历史也请比较参考书目中张东书[音译]1994 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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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弗洛伊德作品的系统性钻研。 ᢁ⹊ガᕍ⍑ՀᗭᙓᜩⲺཝཐ ᱥᮽӰૂ 㢰ᵥᇬȾᴿж䘔Ѩ Ⲻ֒ ᇬ䜳൞㋴⾔࠼᷆ ѣѰж〃⎠╡ⲺȽᶷㄥⲺѱ㿸ѱѿሱᢴ᭥ᤷδᕖђҜ>丩@ θㅢ 享εȾ ㋴⾔࠼᷆ 㻡ঋᯯ 䶘൦δ䭏䈥ε⨼䀙Ѱж〃ᙝ䀙᭴Ⲻᝅ䇼ᖘᘷθᒬഖ↚㻡ᖉ֒ Ҽж〃ᢁ⇫θ㻡⭞ ᶛ ށ ᵃॹⲴᒪᶛখ㔕⋱൦փⲺ݈ ᇬ՜⨼Ⱦ ൞ㅢж⌘㓩㋴⾔࠼᷆ Ⲻ⎠▤ѣθެ ᖧଃⲺѱ㾷ᱥᮽӰθࡦᴶ䘇 ᒪ䰪θᆹⲺᖧଃ ᢃ䙅ࡦҼ㋴⾔⋱⯍亼ตȾռ᮪։ᶛ䈪θྸ Ԁ䛙ӑ࡚ ᙝⲺᔸ䇤ᰘᱥ䪾ሯ ᒪࡦ㓜 ᒪ Ⲻㅢж⌘㓩ૂ 㘱䈇⎠▤θҕᴿ䪾ሯㅢӂ⌘⎠▤Ⲻθҕቧᱥ൞ᮽौཝ䶟ળδ ᒪ ᒪε 㔉ᶕᦶ䎭Ⲻ䛙㛗⎠▤Ⱦީ ӄ ᒪࡦ ᒪҁ䰪ⲺѣളᮽᆜθᕖӢბԛ࡚ Ⲻᘷᓜᙱ㔉䚉φ ćᕍ⍑Հᗭ⨼䇰ቐᵠԛж〃ঋж䘔䍥ⲺᖘᕅᗍࡦՖθ㙂ᱥ䳅ᰬ 䰪Ⲻ᧞〱θж⛯ ж┪൦ᗍࡦՖθᒬъᱥ൞уᯣौⲺ⽴Ր䈣ູ ҁсȾ൞䙐䗽㘱䈇ૂ 䀙䠀Ֆ ޛ ѣളⲺ䗽 ぁѣθᆹᵢ䓡ҕਇ⭕ҼौȾĈδ࠰༺ੂ рθㅢ 享ε 然而，对西方社会秩序和精神分析思想产物的兴趣，并没有触及到“中原”文化与作为西 欧启蒙产物的精神分析之间所存在的深刻差异。至今还有人在追问，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和作为 实践，深深根植于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的精神传统之中，它在中国的机遇如何（唐 1992 年；迪尔门 2001 年；普兰克斯 2015 年）。西方世界有不少人都认为它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 在他们看来，精神分析在中国就是件不可能的事。 12 ᕍ⍑Հᗭղ҄ ᒬуੂ ᝅ䘏〃㿸⛯Ⱦ൞ཐᒪࢃⲺ ᒪᴾᰛθԌᴴ㠪ؗ ᰟࢃⲺѣ ≇ളᮏ㛨ᙱ䮵ㄖ༡䫀δ ᒪ ᒪεθ䘏ሷؗྸ Ԁᐨ㔅ᮙθ㙂ഔؗ ᱥ䘏ṭ ߏ Ⲻ φ ᰖ∊ቀᮢ Ⲻᮏᦾ ݾ ⭕ ᛞⲺᝅഴԚᡇṲཌ⅙θᰖ䇰ᛞᜩ㾷ԛ〃ᯯ ᕅᇔ⧦ᆹφᛞᰘਥԛ൞ᛞⲺ⾌ളѣള Ѱ㋴⾔࠼᷆ Ⲻ⸛䇼ᔶ䗕䚉䐥θҕਥԛ⭞ᛞⲺ∃䈣ᡶᨆ ב Ⲻ㍖ᶆθфᡇԢሯ䘒ਚᰬ ԙ㺞䗴 ᖘᕅⲺ⥒⎁∊䖹θ䙐䗽䘏ṭⲺᯯ ᕅѰᡇԢⲺɅ䊗Ɇᵸᘍ ࠰ڐ 䍗⥤Ⱦᡇ൞䇨ᓝѣᨆࡦҼ ≿䈣ѣⲺׁ ᆆθ䘏ӑׁ ᆆ䜳㠠ӄɅཝ㤧Ⲵ〇 ޞ ҜɆδㅢ ⡾εѣⲺжㇽᮽㄖȾ 㠪ԛጽ儎ᮢ ᝅ ᛞⲺᕍ⍑Հᗭ
11 以下使用不同字体的段落出自我关于弗洛伊德汉译问题的英语论文（普兰克斯 2013）。引自这篇论文 的段落在下文中都会以同一种字体标示出来。感谢《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的出版人，允许我在此引用大量段落。 12 关于这一问题请比较格拉赫和瓦文（2011），卡卡尔（1985、2002），吴（1985）。 13 如今只能在章士钊翻译的《茀罗乙德叙传》中找到这封信的翻印（章士钊 1930；比较张东书[音]1993， 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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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性的补充所取代。若是从英语出发进行翻译，这一问题就明显没那么尖锐了，因为在语法 （从变格的意义上来讲）与造句（句法）这两者之间，英语相较德语更注重后者。因此，英语 句子相较德语句子偏短。而与德语相比，中文也偏好简短的表达或语句。 除此以外，中文译者之所以优先选择从英语转译弗洛伊德，这其中还存在着历史原因。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被纳粹驱逐出了德语区，这使得英语成为了国 际精神分析的通用语言。这样一来，詹姆斯·斯特雷奇的英译版弗洛伊德著作也就成了“标准 版”，并获得了相当于典范的地位。另外，直到不久之前，中国都还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心理 治疗传统，所以，专业概念往往都是基于弗洛伊德英语译本引入进来的，而且人们也很难有机 会与受过培训的心理分析师对此进行探讨。 举个例子，转译产生的问题也体现在彭舜翻译的弗洛伊德讲座中，这是在中国传播甚广的 一版译文。彭舜本人并不具备心理学方面的教育背景，但与她合作的是她的丈夫彭运石以及车 文博——两人均为心理学教授。她从 标准版 转译的文本在语言上可谓优雅，但却在忠于原文方 面有所欠缺。该版翻译是 2006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出版的。 翻译问题 当我们说起“中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简化掉了汉藏语系内多种多样的中国语言。虽然 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在中国拥有最多的使用者，但除此之外还有九大汉语方言，如粤语、晋语、 闽语、客家语等，而这九大方言下又囊括了众多不同的次方言 20 。不同方言和次方言之间存在 沟通上的困难，通过普通话得到了调和，而在国外，人们也将普通话与“中国话”等同起来。 同样的，中国文字也并非只有一种。在 1958 年的一场文字改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开 始使用简体汉字，而在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则继续使用所谓“传统的”繁体字。 䲚Ҽԛ≿䈣ḽ䈣ㆶौ≿ᆍѰሲੇ θᕍ⍑Հᗭ䇨ᓝⲺѣᮽ㘱䈇ф⅝⍨䈣䀶ާੂ ։Ⲻ㘱 䈇䘎ᴿᮽौрⲺ॰ࡡθቚެ ᱥ䈣䀶ཟᙝрⲺࡱᐤᔸθсᮽሼ㠩ቇ㋍⍻൦ኋ⽰㤛ᒨׁ ᆆȾྸ᷒ 䈣䀶ᱥжᕖᡇԢ⭞ӄഀᤢ 䜞ཌ䜞⧦ᇔⲺ㖇㔒θ䛙Ѿᆹቧ ד 䎌ӄᡇԢཌ൞Ⲻ ौҼⲺሯ䊗ީ ㌱θ⭞ᰛᑮਙ䈣ᶛ䈪ቧᱥ⭕⍱⣬߫ δᠾቊᗭ᯳㊩⢯ χ䱵⧑ᨆẻईㅿӰ Ƚ֟ ቊ䘠儎 εȾቚެ ൞ਇኋᗹ⨼ᆜᯯ 䶘θ䘏ᱥжѠ㔅ཐᯯ 僂䇷ⲺӁᇔȾ䈪ᗍㆶঋӑθ ⅝⍨ᮽौфӐ⍨ᮽौҁ䰪Ⲻࡱ॰ࡡθҕਥԛᨅ䘦ᡆ䘏〃䈣䀶㖇㔒ⲺᐤᔸθഖѰθ≇ᰅⲺᮽ ौ䜳Ր ࡑ 䙖࠰⢯ᴿⲺᇎ⧦ᇔԛ⭧↚㙂ᶛⲺ䈣䀶⧦ᇔȾѣᗭ䈣䀶ҁ䰪Ⲻ䘏〃ᐤᔸθӰԢ㜳൞ެ ᮽᆍ㌱㔕Ⲻ॰ࡡрᶷѰᲦ൦ሕ㿿࠰ᶛȾ≿ᆍᮽौᴿпॹཐᒪⲺՖ㔕ȾжᔶခθӰԢ⭞ ćᵞἃȽ⼞ቌⲺ⸩ඍȽ⦿࠶ᡌᱥቅ䬒ἃĈδ⌋喆⅝ θㅢ 享ε൞僞ཪૂ 嗕⭨рࡱᆍθ ᶛθ㔅䗽Ҽ䮵䗴ॹᒪⲺ় ぁθѣളⲺᮽᆍ։㌱㓾ӄᇂᡆҼᆹྸ ԀⲺṭ䋂θᒬ൞Ҝ⌋ѣᢴࡦҼ ᴶ儎䳻Ⲻ㢰ᵥ㺞䗴Ⱦ ≿ᆍфᗭ䈣ᮽᆍⲺᵢ䍞ᙝ॰ࡡ൞ӄ䈪䈓Ӱૂ ሯ䊗Ⲻީ ㌱ᡠ❬уੂ θ↚ཌ䘎൞ӄᆍㅜф䈣䀶 Ⲻީ ㌱ ❬ޞ ᔸȾ ᕍ⍑ՀᗭᵢӰቧᐨ㔅 ڐ 䗽ީ Ⲻᙓ㘹φ ć≿䈣ᱥж〃䶔ᑮਚ㘷Ⲻ䈣䀶ᮽᆍθ㠩ԀԃѰӵӰᡶֵ ⭞Ⱦ䈮փу㾷ԛѰᡇ៸≿ 䈣χᡇᱥഖѰᑂᵑᢴࡦᆹфỜⲺу⺤ᇐᙝ㊱ղⲺ⢯⛯θᢃৱҼ䀙ᆹⲺȾᡇⲺᵕᵑ᷒ ❬ ⋗ᴿ㩳グȾ≿䈣䠂ᴿ䇮ཐу⺤ᇐⲺׁ ᆆθ䏩ԛԚӰᜀ䇬ȾՍᡶઞ⸛θ≿䈣Ⲻਇ丩⭧䇮ཐ 丩㢸㓺ᡆθᴿⲺᱥঋ丩㢸θᴿⲺᱥགྷਾ丩㢸Ⱦެ ѣθᆹѱ㾷ᯯ 䀶ѣⲺж〃ཝ㓜ᴿⲴѠ 丩㍖Ⱦᦤզ䇗θ䘏〃ᯯ 䀶Ⲻ䈃≽㓜ᴿॹѠᆍᐜθ⭧↚ਥԛᯣᇐθ∅Ѡ丩ᒩൽ㓜ᴿॷ
20 比较图利奥·德·莫罗（1993），图利奥·德·莫罗指出，世人们熟知的那些语言，它们自身就在有 规律地变化着，并且这就好比多种不同语言共存于一个个体身上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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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Ҽᕍ⍑Հᗭ൞ ᒪ ᴾ ᰛⲺഔؗ δ㿷рᮽεȾ 24 施寒微（2011，第 8 页起）也描述过相似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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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在这种双重约束之内，一名译者的主观因素也会发挥影响：他对原文的特殊解读，他在多 种可能的翻译方式之间所作的选择，以及他的社会及文化背景都会产生影响。就这点而言，译 者为原文赋予了一种声音，使之能够在目标语中被人理解，而这一个说着中文的弗洛伊德也就 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讲德语的弗洛伊德了。弗洛伊德所表达的意思，只能以或多或少接近的 形式转换到中文里。在理想情况下，译者能用他的语言说出同一件事。但由于一些词汇所处的 语境是译出语在语言文化上特有的，译者就必须发挥创造性，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新的表达， 这就会偏离理想中的“一一对应的翻译”。在这种复述原文与重新创作的对立之中，那个说德 语的弗洛伊德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讲中文的弗洛伊德（比较霍金斯 2018）。 㘱䈇ᱥ䙐䗽൞ሯሯ䊗ީ ㌱Ⲻ▒൞ᜩ䊗䜞䟽㺂ࣞθԄ㙂ᇔ⧦ⲺȾᡇԢ䜳䈪䗽жӑ䟽⭞ਂ 䈣䘑㺂Ⲻ㋴⾔࠼᷆ θቚެ ᱥሯ䘏ӑ࠼᷆ Ⲻ䇦ᖋ㜳䇟ᡇԢᲦ൦ⵁࡦ䘏ж⛯δ∊䖹ׁྸ Ṳ᷍ ἤ Ƚᕍ䴭ṯ⎭㧡ቊ Ƚ૾㔪ቊ Ƚ૾㔪ቊㅿӰ Ƚ䱵⧑ᨆẻई Ƚ֟ ቊ䘠儎 εȾ⭧ӄ൞ 中国 ᔶኋⲺ⹊Җ⨣θᡇᗍԛ㿸ሕࡦԚӰদ䊗ࡱⲺ⧦䊗φᡇԢж㡢ֵ ⭞㤧䈣ᶛ 䇞䇰ะᵢⲺ㋴⾔࠼᷆ ᐛ֒ θ䘏ቧᝅθᰖ䇰ᱥᡇθ䘎ᱥ⹊Җ⨣ⲺᆜԢθ䜳൞ֵ ⭞ཌ䈣Ⱦᖉ 䇞䇰䙽ࡦ⬬亾ᡌᱥᆜԢ䲭 ޛ ⊿唎Ⲻᰬُ θᡇቧ㾷≸ԌԢ⭞ ݾ ⭞ѣᮽ䇞䇰θぃ ੇ߃ ᡇ㘱䈇Ⱦ 䘏ṭθ䇞䇰ᖾᘡቧՐ⍱䏹䎭ᶛθ䘏ֵ ᆜԢ㜳ཕ൞ѱ㿸р։Րࡦ৸фθ〥ᶷ൦ᣋ䓡ࡦӈӚ ⍷ѣৱȾሯᡇ㙂䀶θ䘏㿸൦ኋ⧦࠰Ҽ䈣䀶ф䜞ሯ䊗ީ ㌱ҁ䰪Ⲻᇼ࠽㚊㌱θ ᒪള䱻㋴⾔ ࠼᷆ অՐཝՐδ,3$&εѣθ൞ж൰ީ ӄ䈣䀶ф㋴⾔࠼᷆ Ⲻщᇬ⹊䇞Րδ㖍ἤૂ ᗭ⎭⢯ ε рቧᐨ㔅䇞䇰䗽䘏жѱ从Ⱦ൞䘏䠂θቧ㾷䈪䎭⭧䈣䀶ᆜѣⲺ㩞ыቊ⊹ቊཡ ٽ 䈪δ⊹ቊཡ ε ᡶᕋ䎭Ⲻཝ㿺⁗䇞䇰θ䘏ж ٽ 䈪㚐❜ⲺቧᱥᡇԢⲺ⨼䀙фᙓ㘹൞䈣䀶рⲺሯᙝȾ㖍ἤδ ε ᨪᕋҼᕍ⍑Հᗭᰟᵕީ ӄӁ⢟Ᾰᘫф䈃≽Ᾰᘫҁ䰪ީ ㌱Ƚ䈣䀶фᝅ䇼ҁ䰪ީ ㌱Ⲻ䇰⛯δᕍ⍑Հ ᗭ EȽ Dεθޭ ։ᇯᡇу ߃ 䎎䘦Ⱦԛрᮽ⥤Ⲻѱ从ᱥ䈣䀶ф൞Ⲻሯ䊗ީ ㌱ҁ䰪Ⲻ㚊 ㌱θ㙂䱵⧑ᨆẻईㅿӰδ εѰ䈛ѱ从ᨆ ב ҼжԳՎ⿶ⲺᾸ㾷θᙱ։ᶛ䈪θ䘏Գᮽ⥤൞ᡇ ⵁᶛᱥ᱄⺤᭥ᤷሼᕍ⍑Հᗭ֒ 䈇ѰѣᮽⲺθ㙂уᱥ܅ള䱻㋴⾔࠼᷆ অՐδ,3$εⲺാᆆ䠂 ڬ ቊ࠰⧦Ⲻ༦丩䛙ṭθᔰ䇤ሯᕍ⍑Հᗭު 䏙ⲺѣളӰৱ䰻䈱㤧䈣ḽ⡾Ⱦ 这样看来，弗洛伊德 中文译本也能为精神分析领域的文化多元化做出一份贡献。对此，安齐厄（1986）表示： “精神分析这种方法的风险之一就是它可能会激发分析师的反向移情神经症，这在 病理学上对应着病人的移情神经症。弗洛伊德预防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使他 的文化参照多样化（语言的、艺术的、文学的和社会学的参照）并且将文化作为一种象 征性的第三方来使用，以确保精神分析阐释的客观性。鉴于这个原因，对于精神分析师 的培训来说，文化就和关于精神紊乱的实践知识一样重要。如果我们始终都囿于自己的 母语，我们就容易和我们的原文化一起陷入一种二联性精神病之中。这就是我们精神分 析师必须实现文化多元的原因；我相信，这一点就是弗洛伊德的例子要教给我们的。” （安齐厄 1986，第 225 页起） ਜжѠᇯрⲺ䰤从ᱥ⭧ӄѣᮽ䈇㘻Ⲻ䍺䍞㙂ӝ⭕ⲺȾ㠩ԀѰ↘θѣളҕ 只有少量 Ⲻ㋴⾔ ࠼᷆ ᐾ θഖ↚θ∃䈣䈇㘻 一般 䜳уᱥщѐӰ༡Ⱦ䲚ҼԌԢᇙ〦ⲺᘖӄᮽҁཌθԌԢ䘳≸Ⲻ 䜳ᱥ䶔ᑮѱ㿸Ⲻⴤḽθ↙ྸ ᕖӢბӻࠣ Ѡ䈇ᵢቧᗍԛ䇷᱄Ⲻ䛙ṭφ 25 当时，第一批中国学员在北京、武汉和上海接受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培训；2011 年在墨西哥 举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林涛博士成为了IPA 首位直属中国成员。在 2021 年得到 IPA 认证的中国研 究小组中有 7 名精神分析师；另外两位中国直属成员居住在海外。2021 年，约有 18 名中国学员正在接 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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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弗洛伊德（1992）于 1934 年 7 月 16 日在其日记中标注了“中文讲座”，并由此点明他收到了由高觉 敷翻译的汉语版讲座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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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对此讨论良久。得到过采用的一种翻译是“本我”，意思是指“原始的、未经社会化 的自我”。但这与弗洛伊德对“ Es ”的概念并不相符。高觉敷将“ Es ”译为“伊底”，他首先 是以琼·里维埃（ Joan Riviere ）的英文翻译“ Id ”为导向，考虑了语音上的相似性。他为此 概念选取的这两个字出自《诗经》：“我视谟犹，伊于胡底” 27 。“伊于胡底”的意思是“不知道 哪里才是尽头。”按照他的理解，弗洛伊德的“ Es ”指的是“自我”之前的一种状态，并且这 是一种原始的混乱状态，是最深的无意识状态（申荷永、宋旻烨 1996，第 13 页-第 14 页）。所 以说，这是一个音译的例子，同时又结合了汉字，用字的含义去贴近弗洛伊德为“ Es ”赋予的 概念。因此，我们要在这里两相权衡，是选择已经被接受的概念，还是选择与弗洛伊德所指含 义更接近的译法，而这也是我们选择“伊底”的原因。 同样地，对于主要概念“ Übertragung ”究竟该译为“转移”还是“移情”，我们也讨论了 许久。“转移”是一个更为直接的翻译，而与之竞争的是中国的精神治疗医师们已经使用多年 的翻译“移情”。在汉语里，“转移”一词在非心理学领域也多有使用，比如也用在物理世界的 物体上。与之相反地，“移情”针对的更多是情感上的迁移，而且，按照斯特雷奇对它的定义： 内在对象关系在外部关系中的映射，“移情”这个翻译更贴近对“ Übertragung ”的一种空间理 解。 是选择已经被接受的词汇用法，选择忠实于原文的汉语翻译，还是选择弗洛伊德试图表达 的意思，我们对许多概念都进行过这样的权衡。而每次结果的质量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最终选 取的汉语概念或生造词，而是也取决于中国读者们宝贵的临床经验。与弗洛伊德的所有西方读 者一样，中国读者们也必须在理论性概念和源自实践的临床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现在， 这一要求已经在中国的精神分析治疗课程和 IPA 培训的框架下，通过临床及理论研习课程、个 人及小组监督，还有个人及小组的亲身体验，得到了支持。 在这里，我想让诸位回忆一下 W.R. 比昂构思的阿尔法功能、贝塔功能以及容器这几个概 念。与弗洛伊德用日常语言构造概念的做法不同，比昂有意识地选用了极为抽象的概念，以避 免幻想的假知识出现。我们根本不知道，想法形成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只能局限于试探性的概 念。而这也毫不妨碍我们将这些概念作为临床工具来运用。它们的开放性反而是它们得到广泛 传播和接受的基础，并且临床上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都是以这种开放性为前提的。这些概念包 含在一种精神分析的、以经验为根据的饱和叙事之中，似乎正是这点，为这些概念赋予了内涵 和交流上的重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各国的分析师们为何一般都能够相互理解。相反 地，对各个概念译法的孤立讨论就没有包含在这样的叙述中。举个例子，奎诺多（2010，第 701 页起）描述了弗洛伊德法语译本中对分裂和自我分裂的错误翻译，这导致法国的精神分析 长期忽略了作为防御的分裂。然而，这种忽视真的单单归咎于一种不恰当的翻译吗？难道不该 追问，对这些概念的内容讨论如何，它们所处的临床经验坏境，也就是我所说的分析叙事，是 怎样的吗？后来，奎诺多在他的著作中描述到，由于拉康对弗洛伊德作品进行的评价，法国的 精神分析讨论转移到了弗洛伊德的开端上。在我看来，基于个别概念译法的孤立讨论说服力不 足。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在翻译过程中对概念进行细致的区分，但我确实反对孤立的讨论， 反对主要以语言学叙事而非精神分析叙事为导向的讨论。因此，要追问的是，这对于弗洛伊德 的那些经典概念是否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自我、伊底和超我，这些概念绝不是在描述一些明确 的、我们了如指掌的作用过程。比起融入德语之中的文学性内容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关背景，这 些概念更多地是通过由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叙事获得了它们的含义。令人痛心的是，我们 能明显在这里察觉到评注版弗洛伊德全集的缺失，它的任务本该是围绕着一个概念来表明弗洛
27 比较施特劳斯 1880，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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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叙事的发展。 弗洛伊德之所以选择用日常语言作为概念，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如下：
“诸位或许会感到不满，我们在描述我们那两个心灵权威或心灵区域时，都选择了 简单的代词，而不是拗口的希腊语名称。这只是因为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乐于与普遍的 思维方式保持联系，因而偏向于使流行思维中的概念能在学术上得到使用，而不是摒弃 它们。这不是什么功劳，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病人也要理解我们的学说，而病 人们虽然大多十分聪明，却并非都接受过教育。”（弗洛伊德 1926，第 222 页） 对于这样的理由，如今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师很可能都不愿认同：较为广泛的共识是，理论 语言并不是我们与患者交流的语言。 比昂抽象的概念构造方式，或是例如英语和法语中对弗洛伊德“事后性”这一概念的各种 翻译，这些都表明了，在将弗洛伊德文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不一定要追求最大程度的一致 性或相似性，而是可以囊括一些充实文本的陌生词句，它们会使人意识到这是另一种文化，同 时也唤起我们对本身文化的意识，可以丰富精神分析的理论库（比较霍伦斯坦 2015，第 22 页）。 如此一来，精神分析叙事在其文化特点上也将获得更大的份量（比较卡卡尔 1985、2002）。 在我看来，这正好符合例如“自我”（ Ego ）或“投注”（ Cathexis ）这些概念多年以来在英语 国家的经历。虽然它们与弗洛伊德的德语概念在语言上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异，但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临床上，这都丝毫没有影响精神分析在英美国家的发展，不仅如此，这还促使精神分析在 几十年间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关键都是要确定我 们在不同语言中谈论的是同一个精神分析对象（比较索尔姆斯 2019，第 5 页起）。我们永远无 法单独通过一篇精神分析文本来确认这一点，总还是需要一场补充性的案例讨论（临床的并且 是社会心理学上的讨论），单独来处理文本与对象的关联。 关于此版译文的说明 如上文所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品的德语原文有两个版本：一版在“ 作品集 ”中，另 一版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学习版 ”中。“ 学习版 ”包含着详细的评论部分，这些评论出现 在每部作品的编辑引言、脚注以及基于英语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 28 的索引中。在德语区， 学习版 代表了目前最高的编辑水平。 我们计划制作一版经过专业检验的译本，也就是说，由精神分析师与汉学家及汉语译者合 作对译本进行检验。我们带着这个计划踏上了弗洛伊德汉译领域的一片新大陆。所以，我们将 这次的翻译构思成一个试点项目，以便使所有与这样一个项目相关的问题都能在实践中得到检 验。因此，我们暂且局限于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部作品，先翻译这部出于中心位置且适 于入门的作品： 精神分析引论讲座 以及这些讲座“ 新篇 ”，我们依照的是 学习版 29 第一册中刊印 的文本。在本项目中，我们只翻译讲座文本，而在项目完成后，我们将视具体情况获取翻译学 习版中编纂部分的权利。 在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居住在德国的汉语母语者与精神分析师及汉学家通力协作实现 了对这些讲座的翻译。资助我们项目的大众基金将汉学家朗宓榭教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 大学）确定为该项目的又一位学术审核人，而他也同样是与汉语母语者共同完成这项工作的。 28 詹姆斯·斯特雷奇（1953 年-1974 年）：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霍格思出版社 和精神分析学院）。 2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6-17a）：精神分析引论讲座及精神分析引论讲座新篇。刊于：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学习版，第一册，由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安吉拉·理查兹、詹姆斯·斯特雷奇出版。美 茵河畔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1997，共 6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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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现存的弗洛伊德汉语译本，以便对弗洛伊德核心概念的翻译 进行复查。我们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呈现一版经过核查的优秀译文——即使它肯定存在不完美 之处，但我们要确保汉译版弗洛伊德讲座的学术质量。 我们手边一直有一份词汇表（德中双语），罗列了 讲座 中常见的精神分析专业术语，它的 作用是要确保重点概念的翻译前后一致，使中文的精神分析用语保持统一。现在，这份词汇表 连同其中的 1000 多个词条都被收录到了 IPA 网站上的精神分析专业概念同义词词典之中 （ https://www.ipa.world/IPA/en/Dictionary.aspx ）。在词汇表中，我们一方面尽量使用在中国惯 用的译法，而在另一些地方，如有必要，我们就使用新造的词汇。一些特定概念无法进行一一 对应的翻译，这就使得一些翻译在表面上与原文相去甚远。 讲座 中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脚注作为补充，为了标明这些脚注，我们在文中加注了 “ 弗洛伊德原注 ”的字样。除此以外，为了方便中国读者理解文本中的一些地方，我们还额外 添加了解释性的脚注，就比如在涉及到科学家的姓名、欧洲地名以及文化史事件的时候，弗洛 伊德默认德语读者熟知这些内容，而中国读者则对它们相对陌生。同样地，弗洛伊德列举的一 些失误案例（口误、误读、笔误） 30 、笑话、词汇联想、语言压缩，也是我们必须为中国读者 解释的。 在 讲座 的原文中，特定的名称和概念以斜体或间隔的形式得到强调。现在，我们统一将这 些部分在德语文本中设置为斜体，而在汉语文本中则统一使用粗体来强调，这是由于中文中鲜 少使用斜体的缘故。 在弗洛伊德的德语文本内，我们采用了 作品集 中标注的页码。网络出版给了我们显示单语 （中文）、双语（德语-中文）或三语（德语-英语-中文）的可能性，因此还会出现另外的页码 标注。 在双语版的 讲座 （德语-汉语）中，我们在德语文本的每个段落之间都空出一行（ 作品集 中的 文本没有空行），以便让德语和汉语文本能从同一高度开始，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使双语读者能够 更好地对应两边的文本。在只有汉语的单语版中，段落间没有空行，直接相连。 线上出版——持续地修改 我们最初考虑通过一家中国出版社来出版我们这一译本的纸质书，我们现在暂且打消了这个想 法，因为我们想要利用线上出版的优势，由读者们来进一步修改译文。此外，线上版本还能提 供单语（中文）、双语（德语-中文）或三语（德语-英语-中文）显示的可能性，读者们可以按 需选用。在我们看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网站就是适合出版这一线上版本的平台，世界各地的 读者皆可访问，并且它是非盈利性的：我们的翻译可供免费阅读和下载。 我们的翻译项目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讨论专业概念的翻译是否恰当，以及在此基础之上 讨论文本翻译是否恰当，这样的探讨是一场几乎永无止尽的行动。这也是我们的试点项目耗时 较长的原因之一。这并非弗洛伊德中文译本独有的问题，马克·索尔姆斯（ Mark Solms ）等人 都证实了这一点。索尔姆斯曾就修订过的标准版英语译本写道：“当然，这些翻译并不是完美 的——完美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用一位著名精神分析师的话来说：只有‘足够好’的翻译。” （索尔姆斯 2019，第 5 页起） 就这点而言，现在出版这一译本并非真正的终点。我们更多地是想利用线上出版物提供的可能 性，邀请我们的读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进行评论，以便进一步改善现在的这个译本。这同样也 30 詹姆斯·斯特雷奇就曾写到过在翻译弗洛伊德的失误案例时遇到困难：“从译者的角度来看，弗洛伊 德在全部的三场讲座中都选择口误作为他最频繁出现的失误案例，是最不幸的事，因为这些例子本身就 难以翻译。但是，我们遵循了我们在《标准版》中一贯的做法，保留了弗洛伊德的例子，添加了脚注和 方括号内的解释，而没有用无关的英语例子去替代它们。”（斯特雷奇 1963，第 31 页，脚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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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涉到这份精神分析专业概念的汉译词汇表 （https://www.ipa.world/IPA/en/Dictionary.aspx）。请您在评论中注明相关的文本位置或 是词汇表中的概念，并发送至：post@sigmund-freud-institut.de。我们先提前感谢您，能带 着批判的眼光来阅读这一译本！ 鸣谢 最后，我还要履行一项令人愉快的义务，那就是向国内外所有为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做出 过贡献的人致以感谢。 我首先要衷心感谢译者们，他们为这一译本进行了不懈的工作，完成了多种多样的讨论， 还在个人的时间和金钱上做出了牺牲：他们是乌尔里克·安肯布朗克（ Ulrike Ankenbrank ） （慕尼黑）、李春秋（曼海姆、上海）、乌疆（北京）、约翰尼斯·霍尔德曼（ Johannes Holdermann ）（柏林）、 丁娜（慕尼黑）、刘伟（法兰克福、上海）。我同样要将衷心的感谢致 以那些细心审读每一版译文，并提出改善意见的人，尤其是邱瑞晶女士（埃尔朗根-纽伦堡）、 朗宓榭教授（埃尔朗根-纽伦堡），以及哲学博士王丽颖（康斯坦茨）。 在中国时，肖泽萍教授（上海）以及杨蕴萍教授（北京）与我多次交谈，给了我许多指点 和建议，为此，我想用我学到的中文对她们说一句“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的项目需要组织上、政策上以及资金上的支撑，缺少了这些支撑就无法将这个项目执 行下去。曾在法兰克福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院（ Sigmund-Freud-Institut ，缩写为 SFI ）， 担任院长多年的玛丽安娜·卢金格-波勒贝教授（ Prof. Dr. Marianne Leuzinger-Bohleber ），她 在项目遭遇各种阻碍时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同样的还有罗尔夫·豪布尔教授（ Prof. Dr. Dr. Rolf Haubl ）。而继任院长维拉·克恩教授（ Prof. Dr. Vera King ）、帕特里克·莫尔斯教授 （ Prof. Dr. Patrick Meurs ），以及海因茨·怀斯教授（ Prof. Dr. Heinz Weiß ）也一直支持这个 项目在弗洛伊德研究院开展下去。值得感恩的是，乌多·科尔茨博士（ Dr. Udo Corts ）作为黑 森州科学与艺术部长以及弗洛伊德学院基金会理事会主席，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富乐 斯多股份公司前总裁和弗洛伊德学院董事会成员马蒂亚斯·米切利希博士（ Dr. Matthias Mitscherlich ）通过他在北京/上海的汉学学者同僚托马斯·布施曼（ Thomas Buschmann ）联 系了相关政治机构，使该项目在开始时得到了当时中国、奥地利及德国卫生部长的支持。他们 所有人都是我由衷感谢的！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 ）也通过会长查尔斯·汉莱教授（ Prof. Dr. Charles Hanly ）、斯 特凡诺·波洛里尼教授（ Prof. Dr. Stefano Bolognini ）、维吉妮娅·昂加尔博士（ Dr. Virginia Ungar ）以及哈丽特·沃尔夫博士（ Dr. Harriet Wolfe ）支持着项目的开展。我同样还要感谢彼 得·洛温伯格教授（ Prof. Dr. Peter Loewenberg ）、罗慕洛·佩特里尼博士（ Dr. Romolo Petrini ）做出的贡献，感谢 IPA 允许我们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我们的译文。尤其是伦敦 IPA 总 部的凯瑟琳·霍尔（ Catherine Hall ），还有罗达·巴瓦德卡（ Rhoda Bawdekar ）、尼克·艾 伦（ Nic Allen ）和马修·格里姆利（ Matthew Grimley ）都为项目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支持。衷 心感激所有人！ 我还要向大众基金会 Deutsch-Plus 项目及其负责人托马斯·布吕诺特博士（ Dr. Thomas Brunotte ）和维拉·佐罗斯-布雷尼希博士（ Dr. Vera Szöllösi-Brenig ）表达一份特别的、真挚 的谢意，他们为项目的资金支持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同样也感激北京歌德学院对项目的资 金支持。由大卫·萨夫教授（ Prof. Dr. David Scharff ）担任院长的国际心理治疗研究院（缩写 IPI ,美国华盛顿）和中国的线上平台“简单心理”（ My Therapist ）共同举办了系列讲座，法兰 克福精神分析研究院的一众同僚都参与其中，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为项目的开展创造了经济上的 条件。我要向以下所有人好好道一声谢：克劳斯·科赫尔博士（ Dr. Klaus Kocher ）、乌利 希·厄特尔（ Ulrich Ertel ）、安妮·莱姆布克博士（ Dr. Anne Laimböck ）、布里塔·赫伯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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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Britta Heberle ）、马蒂亚斯·埃尔泽教授（ Prof. Dr. Matthias Elzer ）、阿尔夫·格拉赫博 士（ Dr. Alf Gerlach ）。如果没有大卫·萨夫身体力行的倡议，这一系列讲座是无法顺利举办的， 因此他值得我们特别的感谢。 我感谢古德伦·博格雷夫博士（ Fr. Dr. Gudrun Borggreve ）和亨德里克·博格雷夫 （ Hendrik Borggreve ）（法兰克福）在他们的私人空间内举办了一场晚宴，并由此促成了人们 对这一项目的资助。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两位以及以下各位捐助者们在资金方面做出的贡献：埃 里希·斯特罗迈尔（ Erich Stromeyer ）、赫尔嘉·穆勒-施利普（ Helga Müller-Schliepe ）、汉 斯-约阿希姆·奥托博士（ Dr. Hans-Joachim Otto ）、汉斯·克里普纳博士（ PD Dr. Hans Krippner ）、维尔纳·波勒贝博士（ Dr. Werner Bohleber ）、玛丽安娜·卢金格-波勒贝教授 （ Prof. Dr. Marianne Leuzinger-Bohleber ）、维尔纳·埃伯哈德·萨姆埃尔（ Werner Eberhard Samuel ）、汉纳斯·雅各比（ Hannes Jacobi ）、厄恩斯特·威尔特克博士（ Dr. Ernst Welteke ）、 胡戈·穆勒-沃格博士（ Dr. Hugo Müller-Vogg ）、约阿希姆·舒尔博士（ Dr. Joachim Schue ） 以及哈拉尔德·奥斯卡·维特博士（ Dr. Harald Oscar Witte ）。 随着岁月流逝，围绕着这一项目建立起了一张巨大的人际网络，恐怕还有人提出过有益的 评论及思考，但我可能并没有在此提及。我肯定也要向他们致以谢意，同时也感激这段经历， 让我在一个有创造力的国际工作小组中受益良多。
法兰克福，2022 年夏 托马斯·普兰克斯（ Tomas Plänkers ），项目领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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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1916-17 [1915-17] ）
精神分析引论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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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1917]
我将这本题为《精神分析引论》的书交予公众，绝非有意与该领域已经存在的同类概述 竞争。（ 希驰曼 31 ，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第二版，1913 年； 费斯忒 32 ，精神分析的方法， 1913年；里奥• 卡普兰 33 ，精神分析概要，1914 年； 雷及斯 和艾纳 35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精神 分析 36 ，巴黎，1914 年；阿道夫• F • 梅耶尔 37 ，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阿姆斯特丹，1915 年）。这本书忠实记录了我在1915/6 和1916/7两个冬季学期的讲座，讲座的受众既有医生， 也有非专业人士，而且听众男女皆有。 本书读者将会注意到书中的一些独特之处，所有这些独特之处都可以通过它们产生的条 件得到解释。要在表述中保持学术论文的那种冷静，是不可能的；主讲人更应当做到的是， 不要让听众的注意力在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中减退。考虑到讲座的即时效果，对同一对象的重 复处理不可避免，比如在讨论释梦时提及一次，然后又在涉及神经症问题时再次提及。在素 材的安排上，有些重要的题目，比如无意识，无法一下子得到全面的解析，而是被反复地拾 起又放下，直到有新的机会出现，对有关知识做一些补充。 熟悉精神分析文献的人，很难在这个 “ 导论 ” 里找到陌生的内容，因为这里的内容已经通过 其他更为详尽的出版物为人们所熟知。不过，这些内容还需要完善和总结，这就迫使作者在 一些段落里（在焦虑的病原学、歇斯底里式的幻想）采用了此前未公开的材料。
维也纳，1917 年春 弗洛伊德
31 爱德华•希弛曼（ Eduard Hitschmann ，1871 年-1957 年），奥地利医生和精神分析师。 32 奥斯卡•罗伯特•费思忒（ Oskar Robert Pfister ，1873 年-1956 年），瑞士新教牧师和心理学家。 33 里奥•卡普兰（ Leo Kaplan ，1876 年-1956 年），生于俄国，从 1897 年开始，直至去世都生活在苏黎 世。作为一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自 1910 年起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是最早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做出 系统说明的人之一。 34 伊曼奴艾尔•雷及斯（ Emmanuel Régis ，1855 年-1918 年），法国医生。 35 安哲罗•路易•玛丽•艾纳（ Angelo Louis Marie Hesnard ，1886 年-1969 年），法国精神病学家、精神 分析师。 36 文中提到的作品《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精神分析》原文标题为： La Psychoanalyse des névroses et des psychoses 。 37 阿道夫• F •梅耶尔（ Adolf F. Meijer ，1868 年-1926 年），荷兰精神分析协会创始成员，曾任协会秘书 多年。文中提到其作品《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原文题目为： De Behandeling van Zenuwzieken door Psycho-Analy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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