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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并不在计划之内，但我们摸索出了一系列的翻译步骤，这就像是在德国的学校里学习 翻译拉丁语文本一样：首先尽可能按照字面意思翻译，第二步再修整译文，使之变为通顺流畅 的德语。同样地，我们在第一版翻译中逐字逐句地将弗洛伊德的原文译成了汉语，而这个版本 需要进一步修改，才能呈现出一个易于阅读的译本。这两个步骤都要耗费大量的工作，需要译 者 5 、分析师、汉学家以及审校人员们不断地沟通交流。生成译文，以及在参与者间构建有效 的沟通，这就组成了这一项目的两大工作部分。 起初，我们尝试着与一家中国出版社合作翻译弗洛伊德的 讲座 。这家出版社委托了一位经 验丰富的日耳曼文学学者进行翻译，并将译文交送给我们由精神分析师、汉学家及中文母语者 组成的德国审校团队。可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得不确认，这份翻译样稿需要大 量修改，于是我们的德国翻译团队决定亲自接手翻译的工作。这一决定导致我们的项目在时间 上大幅度延迟，因为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其它耗费时间的因素还有资金筹备以及一个事实— —所有的翻译和审校步骤差不多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因为有限的资金使我们无法要求更多。 因此，我们的翻译项目也和现在所有的弗洛伊德翻译项目一样，需要巨大的时间框架（比较穆 萨雷克 2006；索尔姆斯 2018）。 “精神分析引论讲座”是弗洛伊德在 1915/16 和 1916/17 这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大学为 来自所有院系的听众举办的。我引用 学习版 中关于这些讲座的编辑引言如下： “这里出版的一系列讲座有理由被视作对弗洛伊德教学见解的记录，以及对精神分 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处境的体现。”（弗洛伊德 1916-17，第 36 页） 对于这点，弗洛伊德在 新篇 的前言中写道： “前一半讲座是即兴发表，并在讲演后随即记录下来的，后一半是我在夏天逗留萨 尔茨堡期间起草的，并在随后的那个冬天里按照原稿逐句逐字进行了演说。”（弗洛伊德 1932，第 449 页） 弗洛伊德将 新篇 中的讲座视作是“延伸与补充”（出处同上），因此，这些讲座的编号也延 续了第一部分真正举办了的那些讲座。在内容上， 学习版 中的 讲座 文本是 作品集 中 讲座 的再版， 而 作品集 中的讲座又是以 著作集 中的讲座为基础的——那是弗洛伊德生前出版的最后一个版本。 所以， 学习版 中刊印的讲座就是原始文本，但它附上了编纂内容，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引言、 注解、书目及索引。 学习版 的编纂部分主要来源于英语 标准版 。与弗洛伊德的文本不同，编纂 部分的版权仍属于费舍尔出版社（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因此，我们的中文译本仅限于弗 洛伊德的文本，并希望能在未来获得编纂部分的版权，从而补充我们当前的译文。 译制历程 如今，将精神分析作品译介到中国的传统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的翻译也属其列。 在清朝临近终结的 1911 年和孙逸仙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的 1912 年，第一本受精神分析启发的出 版物在中国面世了：钱智修 6 于 1912 年翻译了一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的心理解剖”的文 章，并以“罗斯福之心理解剖”为题发表在了《 东方杂志 》上（张东书[音]1993）。 封建制度的终结使中国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产生了盎然的兴趣，比如对达尔文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就是这样，对精神分析亦是如此（章士钊 1989），而翻译活动也随之深入 10 。 然而，人们对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兴趣是选择性的，这种兴趣并没有带来人
10 关于精神分析在中国得到理解和接受的历史也请比较参考书目中张东书[音译]1994 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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