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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讲 分析疗法
者保持现状，与患者最亲近的人有时显得不那么希望让他恢复健康。正如频繁发生的那样，当 神经症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有关时，如果要健康人在他的利益和患者的康复之间选择，那他 是不会犹豫太久的。如果丈夫有理由怀疑，记录他罪行的账簿会在治疗中被翻开，那他不乐意 看到这样的治疗发生，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我们对此也毫不惊讶，但如果我们的努力届时 没有取得成果，而且由于丈夫的阻抗叠加在患病妻子的阻抗上而导致治疗提前中断，我们是没 办法指责自己的。我们只是做了在既定条件下无法完成的事情。 我不想赘述太多的病例，我只给诸位讲这一个例子，由于医生的慎重，我在这个案例中注 定要扮演一个承受痛苦的角色。许多年前，我曾收治了一名年轻女孩接受我的分析治疗，她已 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焦虑而无法上街，也不能单独待在家中。慢慢地，这位患者坦白了， 由于偶然看见她母亲与一名富裕的家族友人过往甚密，那幅场景在她的幻想中挥之不去。可是 她不小心——或者就是巧妙谋划好的，向母亲透露出了分析中谈论到的内容。之所以会有所透 露，是因为她改变了自己在母亲面前的行为举止，她在害怕独处时坚持只要母亲保护她，当母 亲想出门时，她会忧心忡忡地在门前拦住她。以前，母亲自己也有过非常严重的神经质状态， 但多年前在一家水疗机构得以治愈。我们补充一下，她在那家机构里结识了一名男子，而她与 这名男子建立起了一段在任何方向上都令人满足的关系。母亲因为女孩的强烈要求而起了疑 心，于是 突然 明白过来，她女儿的焦虑意味着什么。女儿让自己生病，为的是困住母亲，夺去 她与情夫交往所必要的行动自由。这位母亲迅速做出决定，终止了这场有害的治疗。这名女孩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多年来都被当作“可怜的精神分析受害者”向人展示。由于这场治疗糟糕 的结局，流言蜚语也在这些年里追随着我。我保持沉默，因为我认为医生有保密的义务。事情 过去很久以后，我的一位同僚访问了那家精神病院，并在那里见到了这位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女 孩，我从他那里得知，那位母亲与那位富裕的家族友人之间的关系全城皆知，或许还得到了那 位丈夫兼父亲的许可。也就是说，那场治疗是因为这个“秘密”而被牺牲掉了。 在大战前的那些年 287 ，来自许多国家的患者纷至沓来，使我不用再介意这座故城是否喜爱 我，我遵循这样的规矩，不收治非自权人，也就是在核心的生活关系中不能独立于他人的患 者。并不是每位精神分析师都能这样做。诸位或许会从我有关亲属的警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达到精神分析的目的，应该使患者从他们的家庭中脱离出来，所以治疗只限于精神病院中 的患者。单就这一点，我无法赞同诸位；在治疗过程中，如果患者——只要他没有处于一个精 疲力竭的阶段——将他们留在要和他们得到的任务作斗争的环境中，是颇有益处的。只是，这 些亲属们不该用他们的举动抵消这益处，更不要怀着敌意与医生的治疗努力作对。但诸位要如 何推动这些我们无法施加影响的因素呢？诸位自然也猜得出，一场治疗的前景有多少取决于一 个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状态。 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我们能用产生干扰的外在因素来解释大多数的失败案例，但作为一 种疗法，这些失败案例都使精神分析的有效性前景暗淡。然后，精神分析的朋友们建议我们， 用我们起草的成功数据来应对那些失败案例的合集。我也没有采取这个办法。我指出，如果数 据中被排列到一起的各个单位并非同类，并且收治的神经症病例的确在许多方面都不对等，那 这样的数据是没有价值的。另外，能够观察的时间长度太短，不足以判断治愈的持久性，并且 许多的病例根本无法了解具体情况。与这些病例有关的患者对他们的病和他们的治疗三缄其
287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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