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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讲 阻抗与压抑
达到一定高度时，对治疗现状的任何兴趣都消失了，在接受治疗时她们承担的每一项责任， 以及从不缺少的嫉妒心，还有尽管表达得委婉但却无可避免的拒绝所引起的怨怒，这些都必 定会毁坏她们与医生之间和睦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切断分析中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 这类阻抗不该受到片面地评判。它们包含着那么多来自患者往昔岁月最重要的材料，并 以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将其重现出来，倘若能巧妙地使用技术将之正确转换，它们就能成为 分析的绝佳支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起初总是为阻抗服务，并且将它对治疗充满敌意 的外表摆在最前面。也可以说这是性格特征，是自我的态度，它们是为了对抗人们所追求的 变化被动员起来的。我们在此处得知，这些性格特征是如何在与神经症条件的关联之中以及 在回应其要求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我们还识别出了通常不会表现出来的、或不会以这样 的规模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它们可被称作潜在的性格特点。诸位也不应该有这种印象，认 为这些阻抗的出现对精神分析这种干预手法而言是一种始料未及的威胁。不是，我们知道， 这些阻抗必然会出现；令我们不满的只是，我们不能足够清晰地将它们激发出来，并且无法 让患者明白。是的，我们终于理解了，克服这些阻抗是分析的根本功能，并且也只有这部分 的工作能保证我们在患者那里取得成效。 诸位再考虑以下这点，患者将治疗期间出现的所有偶然均作为干扰加以利用，这些干扰 包括外界每个令他分心的事件、他周围圈子里对分析有敌意的权威所做的每个表达、一种偶 然的或是使神经症复杂化的生理疾病，甚至他还将他状况的每一次好转作为动机用来使努力 松懈，这样一来，诸位的脑海中就对阻抗的形式与手段有了大致的但尚不完整的图像，每场 分析都是在对抗这些阻抗的过程中进行的。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讨论这点，是因为我要告知 诸位，就神经症患者对消除他们症状的阻抗，我们的这些经验已经成了我们神经症动力论观 点的基础。 布罗伊尔 和我本人最初用催眠手段实施心理治疗； 布罗伊尔 的第一名女患者完全 是在受催眠影响的状态下接受治疗的；我起初在这一点上效仿了他。我承认，那时工作进行 得比较容易、比较舒适、也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所进展。但成效却是变化无常且并不长久；因 此我最终抛下了催眠。之后我理解了，只要是运用催眠术 , 就不可能对这种疾病的动力学有所 洞察。催眠状态恰恰会使医生无法感受到阻抗的存在。催眠状态将阻抗往后推，为分析工作 腾出一定的区域，并将阻抗积聚在该区域的边缘，以至它变得无法穿透，这与怀疑对强迫性 神经症的作用类似。所以我也可以说，真正的精神分析是从放弃催眠的辅助开始的。 但既然查明阻抗变得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以下这个谨慎的怀疑提供空间：在对 阻抗的假设中我们是否太过草率了呢。也许真的存在这样的神经症病例，在这些病例中，联 想是由于其它原因而枯竭的，针对我们的前提条件所提出的那些反对论点在内容上或许确实 值得正视，还有，我们将接受精神分析的人提出的理智批评轻易地当作阻抗置于一旁，是做 了件不公正的事。是的，先生们，我们并没有草率地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有机会在阻抗出现 时和消失后观察每一位存在这种争议的患者。也就是说，阻抗在治疗过程中时常变换它的强 度；在接近一个新的主题时，它总是增强，在对该主题的处理到达高峰时阻抗最强，而在完 成这个主题时又重新减弱。如果没有在技术上出现什么特别的差错，我们就绝不会接触到一 个患者可提供的极限强度的阻抗。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同一个人会在分析过程中无数次地 抛弃又重拾他的怀疑态度。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将一段新的、让患者特别难堪的无 意识材料成为有意识的，那患者就最具有批评性；即使他早些时候已经了解并且也接受了许 多东西，他获取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如同被抹掉了一般；在他不顾一切表达反对的过程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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