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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了精神治疗领域。但可以说大张旗鼓地进入到精神治疗领域如译者所言只有四十年的时 间。 但整体来说，我非常同意普兰克斯博士对于精神分析文献在翻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的 观点。 无论是翻译者还是临床实践者，都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所有的翻译作品 也都不是与精神分析师们合作完成的，因而对精神分析核心概念的那些中文翻译在内容上是 否恰当的质疑也从来没有间断。比如，我最早收进书柜里的弗洛伊德全集中文版是由车文博 教授主编， 长春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这套厚厚的五卷本 主要依据奥地利出版的 《弗洛伊德全集》（G.S. 12卷，维也纳版 1924--1934），同时还参阅了伦敦霍格思出版 社 （1953-1974）英国和德国的《弗洛伊德全集》（G.W.,18卷，伦敦版；1940.法兰克福 版 1960），英国的《弗洛伊德论文集（C.P,伦敦版，1924-1950），美国的版本以及其他版 本。还把英文版中有关弗洛伊德重要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和注释一并译出。 也要求翻译做到 “信达雅” 原则：即在翻译论著时既要坚持忠实原文，通达流畅，又力 争雅正规范，优美不俗。 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参考书很丰富，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高，翻译者也汇集了当时心理 学界的一批最优秀的人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师。甚至主编车文博教 授在前言里对弗洛伊德提出了包含如下观点的批判： 1、潜意识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核心和根本动力... 2. 忽视人的理智价值极力鼓吹泛性论... 对这两点的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弗洛伊德及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后来的中国精神分 析学者们也因此质疑译者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了精神分析。 由于 “弗洛伊德汉译项目（FCTP）” 有汉学家加入，他们对译文质量的要求十分明 确；一方面要让人们能够辨认出与原文本的关联，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汉语中的语言、书写、 及阅读文化所提出的要求。这样的严谨来自于译者们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第三方来 使用，以确保精神分析阐释的客观性”。 我感叹译者们的严谨认真，也对这部译作的质量充满信心和期待，特别是看到译者举出 的弗洛伊德理论中两个重要的概念“本我”和“移情”的翻译时，我内心莞尔。 译者们将翻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引论讲座” 以及这些讲座“ 新篇 ”—— 这部处于中心位置且适于入门的作品，当成一个试点项目，并在纸质版本出版前在 IPA 网站 上刊出两年，以便讨论、修改，希望与之相关的问题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得到一个 “good enough”的汉译本；同时，也呈现给精神分析界一种学术思路，即是弗洛伊德思想 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以及需要经受文化多元化的洗礼。 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翻译态度和做法在精神分析被引进中国的一百多年中，前无古 人。我也从翻译项目主管人的前言中看到了那么多的个人和机构的贡献，我作为一个中国的 精神分析师对此满怀感激和敬意，并期待这个试点项目能随后使更多的弗洛伊德著作以这样 的态度被翻译出版成中文，或是世界上的其他种语言。 在本文的最后，我回到前面提及的中德精神分析培训课程（中德班），正是有了诸如中 德班，中挪班（来自挪威的精神分析师为主要教员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中英班（来自英 国的精神分析师为主要教员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中美班（来自美国的精神分析师为主要 教员的精神分析培训课程）等精品课程，精神分析在中国得以发展。 其中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给予了中国强有力的支持。IPA 中国委员会（IPA CC） 成立于2007年，第一任主席为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2013年起第二任主 席为斯维尔·瓦文（Sverre Varvin）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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